自武汉大学合并以来，校园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06年，学校已成功完成了102项基建工程的论证与设计任务，同时实际推进了82项基建工程的施工，累计总投资额达到了9.8亿元人民币。
该高校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屡现问题——前武汉大学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朱山河，曾因接受业务往来单位人员的贿赂，累计金额超过20万元；集团副总经理何力，在担任“武汉大学教职工校外住宅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期间，受贿金额更是高达60万元；负责武大校园网三期工程建设的后勤集团干部成某，以及计算机学院的一名博士生导师，亦因在该工程中受贿，先后被有关部门查处。
位于珞珈山之巅的武汉大学16号建筑，正经历着自建校以来第116个年头所遭遇的又一轮严峻挑战。
作为中国顶尖高等学府的核心成员，该校常务副校长陈昭方与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分别在2009年9月13日与9月26日，挥手作别了这片熟悉的校园。
那些踏入校园的年轻学子，遗憾未能亲临开学典礼，一睹校领导们风采齐现的壮观景象。
校方已明确指出，陈、龙二人因涉嫌受贿，经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严格审批，已被正式执行逮捕。这一突发消息，出乎多数人的预料。按中国惯例，正厅级官员若遇问题，通常需先经历“双规”程序，但此次事件却跳过了这一常规步骤。不少教师不禁感慨：“看来证据确实充分无遗。”
位于教育部直属的这所高等学府，陈、龙二人均曾担纲后勤与基建的重要职责。然而，近期，基建领域内校园官员腐败案件频现，诸多观察家不禁发出感慨：基建领域已然成为中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征途中最为艰巨的一盘棋局。
陈昭方被捕次日，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即刻召集全体教师召开紧急会议，并向大家宣告了陈、龙二人被免去职务的消息。紧接着，有媒体援引了一位匿名教授的言论，指出在会议现场，掌声一度响起。但《中国新闻周刊》经过对多位该学院教授的深入访谈，却发现当时的会议室里却是异常静谧，不少教师的面容上甚至流露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漠然。
外界将其视为中国高校“罕见”的高官落马窝案，但在教职工看来，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早在2003年，湖北省检察院便已对两位官员的受贿举报进行了登记，但受限于证据不足，案件进展缓慢。今年6月，部分消息灵通的教师透露，这两位官员已被列入调查名单——当时，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武汉大学的基建工程腐败案，调查焦点最初集中于后勤部门，随后逐步转向陈、龙二人。
1950年，陈昭方在湖北京山县宋河镇陈家庵迎来了人生的曙光，家中排行老二。岁月如梭，他逐步攀升至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这一正厅级领导岗位，荣获“京山名人”的美誉，其事迹亦被载入县志。媒体更是将他誉为“一位出身寒微的奋斗楷模”。
出身于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陈凭借出色的学业成绩，在21岁那年脱颖而出，成功被选拔进入大学继续深造。他成为了高考制度废除后，宋河区——今已更名为宋河镇——首位获选的“工农兵大学生”，随后前往武汉大学襄樊分校政治经济系深造。与此同时，腐败案中的另一位嫌疑人龙小乐，正刚开始在湖北汽车运输管理局的职业生涯。
1974年8月，陈大学圆满毕业，得以在省城的武汉大学本部留任，担任教职。此后的二十年里，他全身心投入经济系的教学与科研事业，并于1982年荣获讲师的职称。与此同时，龙小乐亦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机械系完成了本科学业，并决定留校，继续投身于教学之中。
岁月如梭，转眼间，陈同志荣升为武汉大学经济系党总支的书记一职；而龙同志亦踏上新的征程，担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机械系党总支副书记的重任。
对陈而言，1994年承载着非凡的意义。这一年，他不仅如愿以偿地考入武汉大学研究生院，踏上了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征程，而且荣幸地被国家教委委以重任，肩负起武汉大学总会计师的职责。这一职位使他开启了副校长级别的职业生涯，全面掌管学校的财务管理工作。与此同时，龙小乐则全身心投入到中央党校的培训与学习中。
三载光阴如梭，陈成功博士后学位在握，荣登博士生导师之列。此刻，他的身份已超越总会计师的职责，再添一份荣光——荣任武汉大学副校长之职。与此同时，龙亦稳步攀升，成为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的党委副书记。
彼时的武汉大学，仍享有“老武大”的美誉，尚未与其他高等学府合并。校内后勤服务亦未采纳社会化改革模式，基建项目的管理职责由基建处负责。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校长侯杰昌表示，相较于后来通过扩招和合并而形成的“新武大”，当时的教职工人数相对较少，校务管理也未显得繁重。校内的基建项目，唯有经过教育部的批准，方能启动建设。
《中国新闻周刊》通过对武汉大学招投标管理中心的深度访谈，揭示了该机构自2004年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该机构主要承担着全校范围内工程项目的物资采购招投标任务。在此之前，这类基建项目的招投标工作是由各院校及机关各自分散执行的。在武汉大学进行工程基建管理的过程中，其运作规范有序，未曾遭遇重大问题。正如部分教师所描述，当时的管理架构呈现出权力分散的特征，与后来由一位副校长统一管理全校财务基建工作的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昔日，陈的主要任务是掌管学校的财务事务。在众多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访谈的教职工口中，他对工作的组织严谨，处理井然有序。而与此同时，龙小乐在另一所独立的校园内，担任全校党务工作的核心领导。他的往日同事一致称赞，龙小乐性格谦逊低调，善于调解纷争，实乃党务工作的佼佼者。
并校之后
2000年8月，武汉大学正式成立，其前身由原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以及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建。彼时，龙教授与陈教授均肩负副校长的重任，而陈教授更是荣获武汉大学党委常委的光荣称号。
合并后的新武汉大学设有八位副校长，其中六位均为学术领域的杰出专家，各司其职，分别管理各自的学院。陈绍方先生，鉴于其专业背景为经济学，并且担任专职的党政职务，故此负责学校的财务管理工作。至于后勤部门，则由龙小乐先生负责。在选任他担任此职务的过程中，我经历了诸多内心的挣扎，原因在于他并非此领域内的专长。正如侯杰昌先生所述。
这位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调任而来的新任副校长直言，后勤管理并非他的专长，在此之前也未曾涉足这一领域。“侯校长，您可以放心大胆地指派任务，我会竭尽全力，保证这项工作能够得到妥善处理。”
合并之际，武汉大学校园的版图迅速膨胀，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后勤社会化的改革篇章亦徐徐拉开序幕。
自2000年下半年，武汉大学后勤服务集团正式宣告成立，其性质明确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后勤服务实体”。简而言之，其性质等同于一家规模庞大的企业。
武汉大学荣膺我国“招标投标”理论摇篮之美誉。在此背景下，该校勇于将此理论率先应用于后勤管理领域，将后勤服务的行政拨款成功转型为有偿收费模式。学校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向社会广泛选拔承接单位，双方随后以签订服务合同的形式，展开了紧密的合作。
尽管后勤社会化改革正在进行，但在教学、科研及师生员工日常生活所需的基建项目、关键设备的采购与维护等方面，学校的投资责任依然如故。
一是合作共建、集中开发；二是社会企业承建，校企共同负责管理；三是政府划拨土地，按照后勤社会化的标准进行建设与管理。武汉大学则选择了“社会企业承建”这一途径。
在此期间，湖北省与武汉市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激励政策。比如，针对校外学生公寓及后勤服务设施的建设，所征用的土地将参照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享有优先权和优惠政策。在学生公寓的建设过程中，可免除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水电增容费、人防设施异地建设费等多项费用。得益于这些扶持和引导政策的助力，众多社会企业纷纷加入“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行列。截至目前，湖北省已有20多家企业参与，涉及的合作项目超过20个，累计协议投资额达到35亿元人民币。
巴能军公司也在其中。
这位1964年出生的企业家成功赢得了武大弘博公寓项目的投标。弘博公寓，一座能容纳近4000名学生的宿舍楼，成为了巴能军积累最初财富的基石。短短数年间，巴能军便荣升为弘博集团的董事长，其资产规模已膨胀至数亿之巨，旗下产业也日益繁多。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世界经济思想史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严鹏飞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透露，巴某曾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并于1999年顺利考入他的博士生团队。当时，陈昭方担任学院党委书记。巴某在人际交往方面颇具天赋，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常邀请导师和领导共聚晚餐。他后来经常强调：“对于商人来说，整合自身资源至关重要，这包括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及广泛的人际关系。”此外，他在毕业时提交的博士论文，与教育产业，尤其是民办教育的发展紧密相扣。
当时，巴能军的资产规模尚不及日后那般庞大，于是他寻求了上市公司的协助，即武汉道博，以实现融资。在此期间，武汉大学分管财务的常务副校长陈昭方也迅速提供了支持。据媒体报道，陈昭方以武汉大学的名义，在银行为其贷款事宜提供了担保，并且提前支付了三年的学生住宿租金。
陈的行为，据次日媒体报道，乃巴氏以投桃报李的姿态，向他行贿超过百万元之巨。然而，《中国新闻周刊》并未从湖北检察机关那里获得关于此说法的官方证实。
经过整合，武汉大学新基建项目的数量显著提升。侯杰昌强调，学校后勤、规划及基建等事务由不同的副校长分管，此安排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便。因此，学校决定推行“大部制”改革，并成立了基建委员会，负责统筹全校基建工作的协调。陈某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首席负责人，而龙某也加入了委员会的行列。日常业务的具体执行则由基建管理部负责。据侯杰昌透露，并校后各项工作得以顺利推进，整个过程历时约半年的时间。
在这超过半年的漫长时光中，官方对于是否存在漏洞的问题，尚未作出明确的确认。然而，民间对此却充斥着种种质疑和猜测，许多人指出，自2000年启动的弘博公寓项目，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瑕疵。
武汉大学现任校长顾海良曾明确向媒体证实，陈某因涉嫌收受弘博公寓承建方提供的巨额贿赂，已被检方实施逮捕。然而，在10月15日，弘博公司办公室主任游泽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时指出，武汉大学事件的始作俑者并非巴能军及其所代表的弘博公司。
对于此事，《中国新闻周刊》试图与武汉大学基建部副部长刘宇舟取得联系，但他礼貌地拒绝了我们的采访邀约。
2003年，武汉大学迎来了新一届高层领导的更迭。侯杰昌校长卸任后，顾海良接任校长一职。在这一过程中，陈昭方亦被教育部正式任命为常务副校长。龙小乐则由副校长之位晋升为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并在2005年10月再获提升，担任常务副书记。
“彼时，项目的推进亦严格依照招投标的程序进行。”侯杰昌回忆说，“从学校提出项目立项、撰写项目建议书、开展可行性研究，直至教育部批准立项并下达建设方案，每个步骤都环环相扣，流程复杂而严谨。”
占地一万平方米的VHF雷达实验场、总建筑面积达23133平方米的生命科学大楼，以及占地共计63935平方米的八栋学生宿舍和博士生公寓等。
武汉大学基建部门公布，自合并院校至今，已圆满完成102项基建工程的论证及设计任务，其中82项工程已顺利进入施工阶段，总投资额累计达到了9.8亿元人民币。在这些项目中，共新建校舍64栋，总建筑面积达505,498平方米，投资总额为76,298万元；此外，还成功实施了包括水电供应、场地平整、道路建设等在内的18项基础设施工程，投资额为22,008万元。
在这场规模宏大的建设热潮中，陈、龙两位负责人所管辖的后勤与基建领域，亦不时暴露出诸多问题。
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时任武汉大学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的朱山河，借助职务之便，多次接受业务关联单位人员的贿赂，涉案金额累计超过20万元。与此同时，集团副总经理何力在兼任“武汉大学教职工校外住宅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期间，亦趁机收取贿赂，涉案金额高达60余万元。随后，负责监管武汉大学校园网三期工程建设的后勤集团干部成某，以及计算机学院的一名博士生导师，亦因涉嫌在该工程中受贿，遭到了调查与处理。
陈、龙轮值。
一种观点认为，陈、龙事件的爆发，其关键因素在于一位关键人物——江建勤。
江先生，曾执掌武汉大学后勤保障部，亦为已故前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庄果先生的女婿。在此之前，他历任武汉大学出版社社长、武大驻京办主等要职。然而，今年六月，江先生不幸陷入湖北省纪委的调查漩涡，随后两个月内，他遭到了正式批捕。受贿的指控成为其面临的主要指控罪名。
据悉，一位对京胡演奏充满热情的后勤部门负责人，近期揭露了其上司陈、龙二人的问题。但江建勤的妻子庄女士对此坚决否认，她表示：“这怎么可能？我们与他之间并无私人恩怨，完全是工作关系，怎么可能随意诋毁他人？”当《中国新闻周刊》试图联系江建勤的妻子以获取更多证据时，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是一位男性，他回应说：“关于其他问题，我无法提供更多详细信息。”
鉴于案件目前仍处于侦查阶段，湖北省检察院尚未就相关细节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明确证实。
陈、龙二人的事件发生后，教育部及中纪委随即抵达武汉大学，召开了专题会议。在会议上，与会领导明确提出，未来反腐败工作的重心将主要集中在高校领域的反腐斗争之中。
自1990年代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启幕，昔日被誉为“清水衙门”的高等学府，逐步蜕变为市场主体。随着扩招政策的推行以及新校区的陆续建成，高校的规模日渐膨胀。然而，监管体系却未能同步优化。身兼行政、学术与商业职能的大学官员，在教材采购、招生选拔以及后勤服务等多个关键环节，仍旧能轻易地发现漏洞，趁机中饱私囊。
即便陈、龙二位已被警方拘押，他们在校园内深耕多年，已建立起广泛的人脉网络。媒体在报道中提及，即便在事件发生后，他们的往昔影响力依然依稀可感。面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询问，无论是陈过往服务的经管学院，抑或其他院系及机构，多数人言语间显得含糊其辞。愿意公开发声者，其看法却异口同声，普遍认为陈、龙二位“才干出众”“贡献斐然”。
在《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中，侯杰昌回忆道：“自1997年至2003年，我们并肩奋斗，尤其在后勤财务管理领域，他负责的那部分工作始终洋溢着活力与生机。”
六年前，经管学院的众多教职员工纷纷执笔，撰写举报信，对陈某涉嫌贪污的行为提出指控。紧接着，相关部门对此展开了调查，但由于证据匮乏，调查最终不得不终止。为了追溯当年参与举报的教师，本刊努力联系相关人员，却发现经管学院的众多教师对此事态度暧昧，纷纷以“不知情”“不清楚”为由回避询问。
“他从未向我举报过任何情况。”尽管侯杰昌曾传闻涉嫌协助调查，面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提问，他却坦诚直言：“关于具体情况，我并不知情。”
在《中国新闻周刊》的访谈中，现任经管学院院长陈继勇对陈以“同志”尊称，并评价其“十年担任副书记期间，表现卓越，屡获优秀辅导员及全国青年突击手称号”。他补充道，陈的品格同样值得称道，“否则，一个无显著背景者，又怎会连连晋升？”陈继勇认为，陈的失足应归咎于“体制存在不足”，他强调不应只看到问题的一面，而应全面看待。至于“体制缺陷”的具体内容，他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自己感受吧。"
2009年10月16日，记者《中国新闻周刊》敲响了陈昭方家的门。一位年轻人语气沉重，面容凝重地表示：“无论如何，他始终是一位杰出的父亲。”
在事件发生之前，龙小乐同志担任我校党委常务副书记，身兼数职，不仅负责组织部、统战部、离退休干部工作处、校工会以及机关党委等多个部门的管理工作，而且与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及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保持紧密联系，并对两院的具体事务给予指导和协助。同时，他亦全力支持学校党委书记的工作，全面统筹和协调学校的党务事宜。
在这份党务材料中，龙小乐被誉为“在高校基层党务领域业绩卓越，为学校党的建设作出了显著贡献。”在每年进行的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民主测评活动中，他始终稳居前列。
龙小乐胸怀坦荡，廉洁自律，正如资料所载。
武汉大学官方证实，陈昭方与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的巨额贿赂，自2009年9月起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此事件在教育界引发巨大震荡，涉及人员众多，至今影响尚未消散。有当地网民将陈昭方冠以“武大历史上最严重的蛀虫”之称。近期，武汉大学官方网站“现任领导”一栏中，已移除陈昭方和龙小乐两位领导的相关个人信息。
自2009年5月起，相关部门便着手对武汉大学基建工程领域的腐败问题展开了全面调查。起初，一名后勤部门的高级官员被采取了强制措施，随后，几名学校中层管理人员也陆续被纳入调查范围。案件最终揭露，武汉大学在基建、财务和后勤管理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陈昭方与龙小乐，均涉嫌参与其中。初步调查显示，陈、龙二人涉嫌受贿的金额，已高达数百万元之巨。此案不仅牵涉到武大的基建工程，还波及到武汉大学与两家私营企业共同投资近十亿元建设的武汉大学东湖分校。案件涉及的商人众多，且有可能进一步牵连到更高层级的官员。
陈昭方与龙小乐，分别占据了武汉大学第三、第四位的高位，身为正厅级干部，他们的地位仅次于校长顾海良与党委书记李健。武汉大学内部知情人士透露，陈昭方于2009年9月3日，即在学期刚开始时被捕；而龙小乐则是在十天后被捕，二人的办公地点亦相继被查封。武汉大学随即紧急召开了一场小型会议，正式宣布剥夺了他们在校内的所有职务。
59岁的陈昭方在武汉大学度过了人生的大半时光，自1994年起，他先后担任了该校的总会计师、副校长之职，并于2003年荣升为常务副校长。他长期主管学校的财务与后勤事务，却屡遭学校职员联名上书举报，甚至遭遇官方调查。然而，凭借对财务制度的深刻洞察和卓越的反侦查技巧，他总能巧妙地化解这些风波。
新华网武汉2月17日电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7日对武汉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正厅级）陈昭方受贿案、中共武汉大学党委原常务副书记（正厅级）龙小乐受贿案一审宣判。以受贿罪分别判处陈昭方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万元；龙小乐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元。
经法院审理核实，自2000年至2009年，被告人陈昭方，时任武汉大学副校长及常务副校长，滥用职权，在武汉大学与武汉弘博集团共建弘博学生公寓、共建武汉大学东湖分校等事宜中提供帮助，并因此接受该集团董事长巴某某的贿赂，金额共计人民币115万元及美元1万元；在协助中天集团在武汉大学承揽工程的过程中，收受该集团武汉分公司经理陈某某的贿赂，金额为人民币5万元及美元6000元；此外，在武汉大学后勤保障部、武汉大学出版社、武汉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申请经费、解决欠款等问题上提供便利，多次接受上述单位负责人的贿赂，贿赂总额高达人民币11.9万元；并协助涂某某朋友的女儿被录取为武汉大学研究生，收取涂某某贿赂的3万元人民币。
在2000年至2003年期间，担任武汉大学副校长的被告人龙小乐，利用其职权之便，协助弘博集团与武汉大学共建弘博学生公寓，并在施工过程中谋取私利。在此过程中，他非法收受巴某某给予的41万元人民币贿赂。此外，他还曾向中天集团在武汉大学承接的工程项目提供便利，因而接受陈某某的贿赂，金额高达20万元人民币。
法院审理后裁定，被告陈昭方及龙小乐，身为国家公职人员，分别利用其在武汉大学担任副校长和常务副校长的职务便利，为他方谋取非法利益，并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依据法律规定，法院对此作出了相应的判决。